长孙无忌作为李世民凌烟阁开国功臣榜首人物，他留给后世的名声却远不及尉迟恭、秦叔宝、程知节、魏征、徐（李）世勣、李靖、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响亮。尉迟恭与秦叔宝、程知节纯属武将，中国民间素有崇尚草莽式英雄情结，加上历代小说家、民间说书人的大肆渲染，他们的出名也就不足为怪。魏征作为李建成的心腹死党，他的前期经历，在李世民登基时，根本谈不上“功臣”二字，他的成名，全是后来依靠舍得一身剐的精神，敢死直谏得来的，我们也姑且置之一边。那么，徐（李）世勣、李靖以其智勇双全、出将入相的杰出才华与累累战功，未必就比长孙无忌的功绩逊色？房玄龄、杜如晦素享“房谋杜断”美称，被史学家誉为“唐初贤相，首推房杜”，难道他们为唐王朝的开基创业，对李世民的忠心不二，真就比不上长孙无忌？

从史书上查找，我们的确看不到长孙无忌有特别值得称道的功绩。长孙无忌投靠李唐集团是在李渊太原起兵到达朝邑（今陕西大荔县）的时候，当时被封为渭北道行军典签。后来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慢慢升到兵部郎中，赐爵上党县公。也许因为李世民本身就是一个能谋善断的人，加上他身边能人太多，长孙无忌作为一个文官，发挥不出他所具备的才华，在战场上既没有进献过特别出奇制胜的妙计，更没有过临阵杀敌的英雄壮举。

他一加入这个集团，就能当上个小官，以后凭资历慢慢有所升迁，跟他的“自幼聪明好学，博览文史，性通悟，有谋略”等许多优点大概有点关系。加上从小和李世民就是穿开裆裤的好朋友，妹妹嫁给李世民以后，与李家的关系更是不同一般，很有他的独具优势，得到那样无足轻重的封赏并不令人奇怪。

但是，李世民一生善于识人、用人，不拘一格，唯才是举，选拔人才不论亲疏贵贱，广为世人所称道。就凭这一用人原则，李世民不可能不论德才功绩，就胡乱封赏他所亲近的人。作为功臣榜上第一人的长孙无忌，李世民当然也不会因为私人关系，给予他这么大的荣誉、这么高的地位。既然是这样，长孙无忌是否是依赖妹妹这棵大树，自己死皮赖脸，私下强行向李世民要功要权，或者说，他是托了妹妹的鸿福，有妹妹在李世民那儿常吹枕边风，李世民却不过长孙皇后那层面子，不得不因此破一回例，额外优礼有加，平白给了妻舅爷这种虚荣呢？也不对。史书上说得明白，长孙皇后“性仁孝俭素，好读书，常与上从容商略古事”，是一个为人贤淑、凡事是非分明，极富远见的人。

历史上，外戚依仗后宫权势，飞黄腾达，鸡犬升天，横行跋扈，盛极一时，最终却因恶贯满盈，彻底落败，招来灭族大祸的例子数不胜数。有些身居高位的人，自己不愧是忠臣贤臣，在位时为国家、为百姓立下过不朽功勋，一旦后代出现一、两个不肖子孙，依仗父、祖余荫横行无忌，同样合族惨遭横祸。甚至，即使是忠臣、贤臣本人，也常常可以因一言不合，惹恼皇帝，平白招来杀身、乃至灭族大祸。伴君如伴虎，这一千古名言，长孙皇后算是看得很透彻。因此，在对待娘家人的出路上，她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全娘家一族平安度日，子孙万代繁盛地把香火传承下去，而不是千方百计为他们一个个谋取一个多大的官位。因担心 “盈满之祸”，长孙皇后甚至一直反对娘家人在朝中执掌大权。

长孙无忌于贞观元年（公元六二七年）“因功第一”转吏部尚书，进爵齐国公，且因“太宗与长孙无忌乃布衣之交，既系佐命元勋，又系外戚，几欲任为宰相”，长孙皇后就总是拦阻说：“臣妾既蒙恩宠，托身紫宫，合家尊贵至极，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反复表明自己心迹，希望李世民体谅她的苦衷。但是，“太宗不从，拜为尚书右仆射”，把宰相高位强加给了他。

对于妹妹的这片苦心，长孙无忌无疑也看得很透，和妹妹心意相通，第二年就“以盈满为戒”，坚决主动地要求辞职，可见他把一时的名利也看得非常淡泊，绝不是那种眼光短浅，追名逐利之辈。并且，他的这种不恋权位之举，马上得到了妹妹的大力支持，“皇后亦为之陈请”。长孙皇后反对娘家人在朝中执掌大权的态度，直到临死前还始终如一，与李世民临终诀别时，还最后一次郑重地向李世民提出请求：“妾之本宗，因缘葭莩以致禄位，既非德举，易致颠危，欲使其子孙保全，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足矣！”把她长期以来坚持的这种态度坦露无遗。可见，枕边风的猜想绝对靠不住。既然没有裙带关系方面的原因，长孙无忌之所以“因功第一”，就绝不可能是无功受禄了。要了解其中因由，我们恐怕还得从玄武门兵变来寻找答案。

众所周知，玄武门兵变，不但是李唐王朝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事件，更是李世民个人人生经历的重大转折。而成功地实行这次兵变，更是他精心谋划多年而最终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李世民在登基后论功行赏，把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恭、侯君集列为前五名。这五人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侯君集。在玄武门兵变以前，侯君集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正是因为在这次兵变中，他表现突出，舍得出力，才使他的地位骤然间变得显赫起来。而李靖、徐（李）世勣二位过去在战场上多次独当一面、屡建奇功的重要将领，因在李世民兵变前夕不肯爽快地支持他的“革命行动”，地位反而一度落于侯君集之下。由此可见，李世民排列功臣榜，并不完全是因为谁长期以来对整个唐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出过多少力，立过多少功为标准，他首先看重的是各人对玄武门兵变所作贡献的大小。这一点，也是与他多年来苦心孤诣，对储君之位志在必得有关的。

李世民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一代雄主，他所具有的那种高瞻远瞩，十年磨一剑的良苦用心，实在不是一般人所可比拟。为了确保稳夺皇位继承权，他可以在李渊初登帝位时，不图虚名，毅然暂时割舍到手的储君之位不要。他深深懂得中国固有的“国之储君，不宜轻出”惯例，在那种群雄割据的大背景下，一旦成了法定太子，就会丢失大量领兵出征机会，也就失去广揽人才的机会，扩充个人实力的机会，从而变得既对国家无功，手上又无实力，最终在跟他的兄弟们争夺权位时变得一无所有，一无所依。

同样的道理，他以后创办“文学馆”，让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重地，派车骑将军张亮押送大批金银赴洛阳阴结中原各地守将，安插心腹常何、敬君弘与吕世衡三名将领掌管宫廷禁军……无一不是围绕争夺皇位继承权这一终极目标服务的。弄明白了这层因果关系，他将功臣排行榜以对玄武门兵变贡献大小作为主要依据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长孙无忌之所以在玄武门兵变期间成为李世民独一无二的擎天柱石，其中实在离不开李渊一份“功劳”。面对三位儿子日益露骨的储位之争，李渊深感束手无策，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幻想以“平衡”的办法，“锄强扶弱”，使用封官委职外调，或多少寻找点小差错等方式，把李世民身边一大批得力助手一个个逐出秦王府，千方百计削弱李世民手中实力，以确保太子李建成皇位的顺利继承。当李渊把李世民身边的房玄龄与杜如晦这两位最重要的高参赶出秦王府时，长孙无忌作为李世民本来的第一亲信，这会儿几乎就成了他身边顶尖谋臣中的硕果仅存者，决策作用越发凸显珍贵。

玄武门兵变，长孙无忌到底在李世民面前献出过多少奇招妙着，在其中起到了哪些关键作用，史书并无详尽记录。从现存史料看，长孙无忌对这场兵变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很明显，既没有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多谋善断，更没有尉迟恭、侯君集、张公瑾、程知节、段志玄、于志宁等人的临阵冲杀，他的功劳表现在哪些方面，世人茫然无知。那么，史家为什么在他的身上花费的笔墨就这么吝啬，不肯实事求是，多为他扬扬名，让世人口服心服地承认他这“第一功臣”的称号来得名符其实呢？

既然史料不传，我们说长孙无忌的“第一功臣”得益于玄武门兵变，似乎就变得没有了说服力。难道真的是因为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或者李世民一时心血来潮，胡乱把这一虚名赏赐给了他。笔者认为，要真正查找原因，还得从玄门门兵变这一事例的特殊性去查找。

类似玄武门兵变那样公然大规模使用血腥手段骨肉相残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当时在全国上下引发的震撼力，冲击力，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李世民事后扪心自问，某些事情（例如残杀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十个大多尚属低幼孩童的儿子），其手段的残忍，难道算不上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吗？李世民有了这种心病，加上担心因此引发社会动乱，为了稳定大局，防止爆发大规模战争，动摇他刚刚到手的皇帝宝座，他必须尽最大可能，统一对外宣传口径，忌讳人们过多地谈及这一事件的心态就很正常了，对自己兵变前处心积虑的种种精密谋划，自然是讳莫如深，当作国家（也可以说是他本人）的特级机密，永远烂在自己和他身边极少数知情人的肚子里。

他与长孙无忌两人私下谋划的事（其中也包括房玄龄、杜如晦等人所献的一些计谋），知情者自然是除了参与者本人，再无旁人知晓。其中种种利害关系，即使旁观者有心了解整个内幕真相，恐怕对李世民这一亲手严格把关的特级机密也无隙可乘。至于后来的史学家如司马光等人，在笔下再现这段历史时，事情已相隔那么多年月，当时的人们尚且无法打听的内情，他们就更加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自然不好胡乱猜测。长孙无忌对这场兵变所起的作用无法流传于世，也正如历史上那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所有谜团一样成为谜团。也正是这一谜团，才使长孙无忌的知名度受到严重影响，使他的付出与后来在人们心目中的名望不成正比。这种误会，不但是其后千百年来的后代人，即使是那场兵变的当事人，也大多被蒙在鼓里，误以为长孙无忌这第一功臣的名号得来太轻松，太让人不服气， 

其中最典型的人物莫过尉迟恭。尉迟恭作为武将中不可多得的典型代表，内心上说不定对那些整日坐在大堂上摇唇鼓舌的幕僚们本就一肚子不屑，加上他在玄武门兵变中，不但亲手射杀了李元吉，把李世民从死亡边缘挽救回来，还奉李世民之命，率军直至李渊面前，逼李渊当场下旨，把全国军队的指挥大权全部移交给李世民，从而使李渊再也无力过问李世民的是非功过，自问功劳无人可与比拟。

李世民既然不肯公开把长孙无忌（也包括房玄龄和杜如晦）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明明白白告诉大家，却把三人的功劳排在尉迟恭前面。尉迟恭心里那股怨气自然可想而知，不但从此把三人视为仇人，平日有事无事喜欢找他们点麻烦，后来在一次宴席上还借酒醉闹事，舞动拳头要殴打长孙无忌，却误打了上前劝架的任城王李道宗，惹得李世民脾气大发，虽然没有因此要了他的命，却在事后把他严加训戒了一顿，使他从此再也不敢任意闹事，好歹封住了他的嘴巴。

说了这么多，长孙无忌对玄武门兵变所起的作用，还是没有任何眉目，读者也许有些发急了。其实，具体细节固然已无法查证，但只要我们认真推测推测，大体过程还是不难得出结论。可以想见，以李世民的精明干练，在兵变前，凡事无不深思熟虑，反复推敲，把一切必然出现的情况估计进去尚且不够，还将制定一系列应急方案，以防临时出现一些事先难以估计的意外不利因素，确保万无一失。对于这一系列重大决策，事前有资格参与、或者说知情的人肯定为数不多。长孙无忌却是这少数参与者或知情者必不可少的一员。可以说，李世民每一步行动方案的设计、实施，绝对离不了长孙无忌。这一点，即使是房玄龄、杜如晦等顶尖高参没被赶出王府，也不可能和他相提并论。有些重大决策，或者说心里话，李世民不一定方便对房、杜等人说的，却可以毫无顾忌地和长孙无忌商量，反复征求他的意见，说不定有时候还需要双方反复辩论，看法求得统一后，才有可能最后决定。

笔者之所以这么说，道理很简单，以长孙无忌与李世民从小以来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世上还有谁比他更值得李世民信任？换一种方式说，假如李世民在这场残酷的争斗中不幸失败，无论是房玄龄、杜如晦、秦叔宝、尉迟恭……那一大批李世民手下的忠臣良将，都有避免与李世民同归于尽的机会，甚至还极有可能在完全没有了指望的情况下反戈一击，改投“明主”。惟独长孙无忌因为妹妹的关系，极少存在这种可能，他所充任的角色，是秦王府所有谋臣武将唯一真正必须与李世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是李世民货真价实的铁杆心腹。李世民不第一个依靠他，还能指望谁？李世民遇有最难决定又必须严守机密的问题，不到兵变行动正式付诸实施以前，他不会向其他任何人透露半点风声，却不可能瞒着长孙无忌。

在当时那段特殊的日子里，从某种程度来看，说李世民已把长孙无忌当成了自己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也不过分。正因此，长孙无忌对李世民的兵变部署比任何人的参与机会都要多，所献的计谋自然也比任何人都要多。在李世民面前，还有谁的话比他说的更有分量？更容易被李世民接受、采纳？对李世民的内心世界，兵变前的所有行动方案，还有谁比他知道更多底细？更加了如指掌？有了这么个重要因素，还有谁的功劳能比他再大？

这一点，从李世民贞观二十三年（公元六四九年），临死时对褚遂良所说的“无忌尽忠于朕，朕有天下，多其力也。朕死，勿令谗人间之”也足以证实，李世民对长孙无忌为他所作的贡献评价有多高——“朕有天下，多其力也”，这是对长孙无忌一般意义的评价吗？那么，长孙无忌“多其力也”是什么时候出的？平定四方群雄，那是李渊当政时的事，李世民虽在当时率领大军南征北战，功勋卓著，但他那时候是在为他父皇的天下效力，与他临死前所说的那句“朕有天下”没有任何瓜葛，且不说长孙无忌一生鲜有战功，跟征战的事也扯不上多少关系，即使硬扯进去，他的功劳也远远无法和李靖、徐（李）世勣等一大批能征惯战的将领比，“多其力也”的说法显然与这段历史无关。管理国家政务的才能和对社会治理所作的贡献，长孙无忌显然也比被史学家极力推崇的房玄龄、杜如晦稍逊一筹。李世民之所以给予他这么高的评价，除了玄武门兵变，他还能凭什么获得如此殊荣？他那“多谋略”称号的获得，也惟有在这一事件的发生前夜得天独厚地发挥得淋漓尽致。

也可以这么说，正是这一特殊时期的超常发挥，才使李世民真正发现了他的过人才干，国家以后每有重大决策，都离不开他的直接参与，其中最有名的，是他和房玄龄等人一起主修的《唐律》和《律疏》。《律疏》三十卷直到永徽四年（公元六五三年）才完成，即现存的《唐律疏仪》，是我国封建社会留传下来的最完备的法典。修成这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法典，长孙无忌长期所付出的心血是不少的，也使他治理社会的才能得到了进一步印证。因为这许多因素，李世民不仅在病危时遗命长孙无忌与褚遂良辅政，还极其郑重地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最后一次由衷地表明了长孙无忌在他心目中所占的特殊分量！单凭这临终前的两番郑重嘱托，我们能不说长孙无忌至少是李世民真心认定的开国第一功臣吗？从这一点分析，长孙无忌也确实是非常幸运的。

话说回来，李世民之所以如此器重长孙无忌，除了上述原因外，也跟长孙无忌处理事情非常讲究原则性很有关系。长孙无忌因多少事当面顶撞过李世民，我们并不清楚，但这样的事情肯定不止一次发生过。也正因为太了解长孙无忌那种得理不让人的刚直本性，担心他今后因某些原则问题和李治处理不好关系，最终落个悲惨下场，李世民才在临终特意叮咛“朕死，勿令谗人间之”，企图借自己的阴魂来永远保全他心目中的第一功臣。李世民的这种担心显然很有他的先见之明——永徽五年十月，高宗李治想废了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后，因为心里清楚长孙无忌的为人处事原则，担心他不答应，不惜屈尊降贵，与昭仪武则天亲自登门，待到“酣饮极欢”，气氛非常融洽时，才适时地在“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仍载金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然后再和他商量改立皇后的事。但是，长孙无忌面对这种格外恩宠，却一点也不买帐，“对以他语，竟不顺旨”，以至“上及昭仪皆不悦而罢”。事后，武则天还是不死心，又让自己的母亲杨氏“诣无忌第，屡有祈请，无忌终不许”。并且，当时的礼部尚书许敬宗也为这件事“数劝无忌，无忌厉色折之”。单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长孙无忌处理事情的原则性有多么强。

试想想，李治如果不是下定了最大决心，他肯这么低三下四，亲自到你府上拜访，又是封你几个小老婆的儿子做大官，又是送你那么多礼物？你就不能多少软化一下自己的立场，和和稀泥，好歹给你这位外甥皇帝一点面子？在当时那样的封建社会，皇帝与宰相，看上去仅是一步之遥，其身份，其地位，相差却何止千万里。皇帝下了决心要做的事，你态度再怎么坚决，也是没法阻止的。阻与不阻，结果都是一样，但对你本人今后的下场却完全有可能截然相反——你得罪了皇帝，就意味着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在当儿戏，他就可以随时要了你的命。对这种宫廷潜规则，长孙无忌自然再清楚不过，也正因为这，才有以往的以“盈满为戒”，坚决要求辞去尚书右仆射高位的举动。

那么，长孙无忌既是个明白人，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这时候如此不给李治面子呢？难道他仅仅是因为想要在历史上留下个跟魏征等人一样忠直的名声，铤而走险，拿自己和一家人的身家性命做赌注，企望李治也能像父亲李世民一样纳谏如流，成就他的这一名声？那么，李治到底是个什么样性格的人，作为他的亲舅舅，长孙无忌心里能不清楚吗？因此，这种出发点是很少可能的。

比较可靠的推断应该说，长孙无忌之所以会选择这么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无疑跟他一生无条件地忠于李世民有关。当年侯君集鼓动太子李承乾造反，作为李承乾的亲舅舅，居然与这件事毫无任何瓜葛，这就非常难得，无疑也是李世民放心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的最根本原因——作为一代皇帝，还有什么人比一个百分之百忠于自己而又颇具才干的人更值得他看重呢？也正是出于这种报答知遇之恩心理，长孙无忌作为国家柱石之臣，他深深地懂得，如果自己这时候曲意顺从了李治和武则天的意愿，以后引发的不良后果将是什么？

首先，武则天是一位野心勃勃而又心狠手辣的女人，她为了顺利夺取皇后位置，甚至不惜亲手扼杀还处于襁褓里的亲生女儿，借以污赖王皇后，后宫大权真要落到这种人手里，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并且，武则天曾经还是李世民宫中的“才人”，是李世民“临幸”过的人，如今又来当他儿子的皇后，于传统道德、礼教都是不允许的。李治这么荒谬的要求，他怎么可能轻易投上赞成票呢？真那么做，他怎么对得起死去的李世民？所以，长孙无忌这时候自觉已没有退路，即使是无谓之争，即使会因此引发对他本人、也包括他的全部家族的种种难以想像的不良后果，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尽自己最大能力去加以阻止了。

再说，长孙无忌之所以敢于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顶撞李治和武则天，其实也自觉其和李治那层不一般的关系，才会做出这么大胆的决定。长孙无忌不仅是李治的亲舅舅，又是李世民临终郑重付托的顾命大臣，这一点已足以显示他在李治面前的特殊地位。

传统上，人们大多认为长孙无忌是一个阴险奸滑之徒，理由有二：一、以他在李世民面前的特殊影响力，自始至终确保了自己亲外的皇位继承权；二、以莫须有的谋反罪残杀了李世民最聪明的四儿子蜀王李恪。的确，李治能顺利当上李世民的皇位接班人，长孙无忌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人所共知——当年因原太子李承乾造反，李世民想改立晋王李治为太子，但心里犹豫不决，召集房玄龄、徐世勣、褚遂良和长孙无忌四人问主意，还没等其他人开口，长孙无忌就抢先回奏：“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一锤定音，使李治稳稳地坐上了太子位置。 

应该说，长孙无忌当时抢先表这个态，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私心——李承乾是他的亲外甥，又占着长子优势，偏偏放着好好的太子不做去造反，已使他感到很失望，好在李世民这会儿又把心思放到了他另一个亲外甥身上，他能不好好地把握住这难得的机会吗？作为一位旧时代的封建高官，存在这么一点私心，我认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至于残杀李恪，长孙无忌也无非是本着维护大唐王朝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秉承李世民斩草要除根的遗风，以果断手段清除对皇位威胁最大的李恪，又何尝不可理解？当然，如果硬要追加长孙无忌的阴险凶狠，笔者倒是认为应该追溯到他当初全力为李世民出谋划策，阴谋发动玄武门兵变，残酷杀害李建成兄弟子侄这一恶性事件上。但是，反过来说，长孙无忌当时毕竟是李世民府上之臣，负有“各为其主”的责任、义务，是帮凶，比起主角李世民的阴险凶残来，他又算得了什么？

话题还是回到长孙长忌与李治的恩怨上来吧。严格说，长孙无忌可以说对李治是既有亲情又有恩情，他相信自己的态度在对方心目中所占的独特分量，顶撞起来就敢那么“无忌”了。殊不知，李治虽然生性懦弱，不会轻易要了他的命。但是，他身边多了个杀人不用眨眼的武则天，情形就大不一样。“武后以太尉赵公长孙无忌受重赐而不助己，深怨之”，令当时全力拥护她登上皇后宝座而晋升为中书令的许敬宗“伺其隙而陷之”。于是，显庆四年（公元六五九年）四月，“许敬宗奏称长孙无忌谋反有端”，并进一步进言：“无忌忘两朝之大恩，谋移社稷，幸而奸状自发，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犹不早决！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无忌今之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迁延，臣恐变生肘腋，悔无及矣！”——你身份特殊、地位高，是与皇上有着直接血缘关系的长辈，对皇上有拥立大恩，一般的罪名治不了你是吧，我精心安排心腹理直气壮告发你，给你加上个谋反罪名，皇上再懦弱，再念着你的亲情恩情，一旦认定你是犯了谋逆大罪，也同样可以翻脸不认人，不仅可以置你本人于死地，甚至包括你的家人！

果然，“上以为然”，居然连简单的审讯程序也免了，“下诏削无忌太尉及封邑，以为扬州都督，于黔州安置，准一品供给”，但同年七月间，“许敬宗又遣中书舍人袁公瑜等诣黔州，再鞫无忌反状，至则逼无忌令自缢”，最终要了他的命，还“籍没其家”。长孙无忌最终落下如此悲惨结局，看上去令人有些始料不及，也令人深感人生的无常。假如长孙皇后地下有知，真不知会作何感叹？其实，封建社会历朝那许多被老皇帝特别信任的托孤大臣，其中绝大部分无不惨死在他们竭忠尽智扶助的新一代皇帝手上，这几乎已成为一种必然规律。因此，这种悲惨下场落到长孙无忌这位“第一功臣”身上，也就一点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