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老师姓章，是我儿时的老师。后来，我摇身一变也成了“孩子王”，又和章老师成了同事。“部长”是人们对章老师的戏谑。本来，“部长”二字前，还有“宣传”两字，人们为了省事，称呼他时连“宣传”两字也省了。

不修边幅的人我见过，但像“部长”老师这样不修边幅的人还真是少见。文革时期，草绿色的“军装”是最时髦的服饰，吃国家粮的他当然也穿。但他的一套“军装”，穿上身就没洗过。军装的四个兜，对“部长”老师来说最顶用。前襟两个沾满粉笔灰的大袋，时刻装得鼓鼓囊囊，不是零食，而是折叠的报纸或什么宣传小册子。上边的小袋，永远别着三只钢笔，无论在哪里都能认出他是一个地道的教书匠。

“部长”老师上课特有趣，时不时冒出一句俏皮话，惹得学生哈哈大笑。粉笔字写得饭碗般大小，即使坐在最后的学生也一目了然。记得有一次，课文里遇到“一泻千里”这个词，他把这四个字刷刷几下写在黑板上，转身用期待的眼神望着我们，希望我们能说出意思。可惜天天学语录的学生面面相觑，一时竟冷了场。我估摸着这是“快”的意思，便怯生生地举手回答。他大加表扬，那赞许的目光到现在我还记得。

师从“部长”老师的年代，我因父亲57年的问题在学校一直很自卑。一天，“部长”老师突然宣布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并在班上说我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尽管这“学习委员”是个虚衔，可着实让我在同学面前风光了一回。

“部长”老师做事也有大大咧咧的时候。一次，我因一道数学题不会做，又找不到人问，就趴在课桌上抽噎。他看见了，问清了缘由，就细心辅导我完成了作业。第二天，只见我的作业本上批注了几个鲜红的字：“学习刻苦，是毛主席的好同学！”我兴冲冲地拿回家给老爸一看，老爸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家不怕了，我们家有毛主席的同学呢！

热衷宣传，是“部长”老师的一大嗜好。那时，宣传《最高指示》要非常及时，最好不要过夜。“部长”老师一下课，就把铁皮喇叭从教室的木栅栏窗户里伸出去，向在田里学大寨的社员宣读。他还要求我们学乐器，然后要我们向社员们演节目。现在，我仍能依稀记得我和三个同学上台用笛子吹《东方红》的情景。

文革结束后，章老师加入了党组织。他高兴极了，逢熟人就掏出党费证递给别人看，从此他搞宣传的劲头更足了。一次，他听说一个生产队千方百计抗旱保苗，就摸黑赶了二十多里实地采访，随即，一篇题为《困难面前敢拍胸》的通讯便发表在《湖南日报》上。由于他多次向报社投稿，被报社聘请为业余通讯员，还有一个小本本呢！

退休后，“部长”老师自制了一块小黑板，天天把写满了党的大政方针和本地新闻的黑板放在家门口，行人路过时都要驻足阅读。

不过，“部长”老师也是凡人，也爱虚荣。一次遇到他，他喊住我，拿出一本砖头似的《名人录》兴奋地说：“看，我上书了!”我虽然知道这是一本他自己花钱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是谁的《名人录》，但还是由衷向他表示祝贺。因为我知道“自尊”对于人的重要，更记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古训。

“部长”老师是我一生中最让我难忘的老师，虽然由于时代原因，我没有从他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但他那种对信念的钟爱与执著的品质，让我在人生的路上受益匪浅。岁月流逝，“部长”老师如今已作古多年，然而每次经过他的旧居，我仍然要习惯地望一眼他家门口以前放小黑板的地方，隐隐的失落感就会爬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