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前来悼念的群众在吊唁簿上留言。新华社记者公磊摄

　　12日中午，灵堂开放，社会各界人士冒着高温来到北大吊唁季老。灵堂外，吊唁的队伍排出上百米。人们胸戴白花，神情肃穆。

　　灵堂内，哀乐低回，十多米长的黑幕上写着几个白色的大字：“沉痛悼念季羡林先生”。大厅中央的鲜花丛中摆放着季老的大幅遗像。照片中的季老身着朴素的中山装，面带微笑。1946年他从德国学成后回国，受聘担任北大教授，此后一直工作、生活在北大，长达60多年。此时此刻，他看着这片熟悉而亲切的校园，笑容中似乎流露出不舍。

　　季老的儿子季承带着家人为父亲遗像献上了花篮，向遗像三鞠躬。季承的妻子对3岁多的儿子说：“给爷爷磕个头吧，和他告个别。”年幼的孩子尚不知世事，天真无邪地望着照片中的爷爷。

　　季老早年为求学与妻子、孩子聚少离多，晚年又因种种原因与季承多年不见。直到季老去世前的几个月，父子才重聚。老人生命中的最后时光过得很幸福，因为儿子一直陪在他身边，可爱的小孙子更是让他尽享天伦之乐。

　　“季先生一生坎坷，虽然他生前得到了很多、很高的荣誉，但他得到的爱太少了，希望他在天堂得到爱。”北大东语系教授张光璘感慨道。

　　张教授是季羡林的学生，跟随季先生20多年。他说：“季先生是当代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他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永远说真话。他人格非常高尚，他爱国、爱人民、爱学生、爱我们的文化，这些都值得我们当代知识分子好好学习。”

　　张光璘最后一次见到季老是2008年的8月6日——季老的97岁生日。七八个学生去医院给季老祝寿，季老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拍着手唱歌曲《祝你生日快乐》。“回忆起这些，好像就在昨天，”张教授说，“我们准备出版1000多万字、几十卷的《季羡林全集》，以此纪念他。”

 　  与季先生交往多年的北大社科部部长程郁缀教授说：“季先生一直希望中国的文化能够‘送出去’，他曾说，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交流是不平衡的，我们中国人拿过来太多，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送出去太少。季先生一生都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工作，积极参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为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积极反驳。他对国学研究也非常重视和支持。他虽然走了，但我们的国学研究还要继续下去。”

　　吊唁的人群中，许多人从没见过季先生，但先生的人品、治学令他们敬仰。

　　北大心理学系学生张亮是学校学生报纸《北大青年》的主编，她和报社的几位同学将手中的菊花恭敬地献到季先生遗像前。1998年《北大青年》创刊时，季先生欣然应邀为报纸题写了报名，还附上一张纸条，写道：“如无必要，可不用。”先生托人带话给当时的学生：写得不好，请见谅。2008年是报纸创刊10周年，张亮他们致信季先生。先生在医院里为他们题写了“十年磨一剑”，鼓励他们办好报纸。

　　“昨天大家听说了先生逝世的消息，都很吃惊，决定出版一期纪念季先生的专刊。”张亮边展示刚刚印出的报纸边说：“我们几个同学为了出这期报纸，有的人放假后原定回家，后来推迟了行期，有的人正在实习，也向单位请了假，终于连夜赶制出来了。”

　　北京市民李飚女士走出灵堂时已是泪流满面，她指着手中季老的著作《我这一生》哭泣着说：“季先生的书救了我的命！去年我失业了，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曾一度想自杀。后来看到先生写的这本书，知道了先生在‘文革’时受到迫害也想过自杀，但他挺过来了，这让我很受鼓舞。”

正在对外经贸大学读书的俄罗斯留学生刘莲娜也赶来吊唁，她告诉记者：“我从1999年开始接触季先生写的文章和书籍，虽然我从没见过他，但从他写的东西里能感到，他对古代史和近代史都很了解，他的书充满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他是个伟大的人。”（李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