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读书无用思想的产生，与读书目的定位不正确息息相关。新的读书无用思潮的抬头，恐怕就是读书目的发生偏差的产物。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读书为的是做官。孔子的高足子夏有句名言叫“学而优则仕”，意思是说书读得好可以去做官。它的本意显然并非把读书的目的仅定位在做官上，但事实上千百年来国人一直把它奉为读书做官的“理论依据”。特别是隋朝“科举制”的诞生，读书做官的追求便从制度上肯定下来。“十年寒窗”，含辛茹苦，为的是“乡试”、“会试”、“殿试”，祈盼的是金榜题名，锦袍加身，做官成为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目的。然而，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科举制”的废除，尤其是随着新的选人用人制度的建立，仍把过去那种读死书作为入仕做官的门径，不仅幼稚可笑，而且也是徒劳无功的。这也恐怕正是一些人曾经从读书做官的追求走向读书无用的根源所在。

“文革”期间，号召读书为革命。那时叫得最响的口号是“为革命而学”，教室黑板上方千篇一律地挂着这样的横幅，要求莘莘学子始终铭记这一读书目的。其实，这时新民主主义革命早已完成，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已被推翻，所谓“继续革命”，只能是干部群众自己斗自己，自己批自己，“打倒一切，全面内乱”。投身这样一场革命，显然无需读书。而且，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指导下，一大批优秀学者被打成了反革命，不少的学子被扣上了“白专典型”的帽子。有人考证孔子时代就有读书无用的思想，子路就曾经这样说过：“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但我想“文革”期间恐怕是中国历史上读书无用思潮最为泛滥的年代。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读书大都恐怕为的是就业。长期以来，无论是进机关，还是入企业都得由国家安排。农村孩子惟有读书才能实现这个愿望，成为所谓的“国有干部”、“全民职工”，端上“铁饭碗”。千万学子同挤“独木桥”，“头悬梁”、“锥刺股”为的就是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拿到一份稳定的薪水，读书被视为就业的通途。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家教育分配体制的改革，这个追求开始被打破，特别是近年经济形势的变化，大学生的就业变得更为窘迫。这种客观实际与心理预期的脱接，便直接导致了新的读书无用论的抬头，各地纷纷出现弃学现象，其中重庆市万名高三学生放弃高考成为最为令人关注的例证之一。

我想，做官、革命和就业都不应是读书的目的所在。读书与这些目标的实现固然有着联系，但绝非读书本身的目的。读书的目的无疑应是开启智慧，提升素质，传承文明。季羡林先生就曾经说过：“在文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进步，永远不停步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读书和写书的本领”。可见，读书对每个人来说应是获取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必经过程。它不仅为就业完备素质，更为创业提升本领。爱因斯坦、季羡林不也曾失过业么？但最终他们都依靠自己所学知识创造出了辉煌的事业。因此，从开启智慧、提升素质、传承文明的角度来思考，读书的意义是永远的，根本不存在读书无用的命题。

由是观之，为让我们的学子真正明白“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的道理，消除读书无用的思想，还得从端正读书目的做起，恐怕惟有找到正确的目的定位，才能有永不衰竭的读书动力。这也许亦是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先生强调的“方向比努力更重要”所包含的意蕴之一。